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我们会在各种场合这样介绍自己的职业，但无论这种陈述是在何种语境之下，“心理治疗师”这个能指已经同“病人”连在了一起。然而“治疗师”这个称谓实在是有些过于强势，容易造成误会，包括治疗师本人，常常很自然地以为自己才是给予的一方，或者以“治疗师”之名为“权威”之实，而忘掉了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即我们之所以成为“心理治疗师”，乃是因为病人。

   病人什么时候需要治疗师？在多大程度上需要治疗师？需要治疗师做些什么？这几个问题好回答又不好回答，比如我们当然可以畅快地说，强迫症的病人需要治疗师帮助他们不再重复无意义的想法和行为；但这样的回答若作为开始治疗时的目标就有些不自量力了，因为病人对于症状的需要往往远远高于对治疗师的需要，当他们近乎疯狂地执着于重复模式而无视治疗师试图改善症状的努力时，治疗师常常会体验到无趣、挫败、失去耐心从而萌生退意，而当这种感觉伴着治疗师额头上的虚汗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标志着治疗已经差不多划上了句点；因为治疗师眼里只有“强迫症”，而忘了坐在对面的那个向你投掷出粘滞的绝望的人；或者说，当治疗师执着于他所习惯的腔调，其实就是在拒绝成为病人所需要的人；结果可能会是，病人怀着早已熟悉的失望再去找下一个倒霉蛋，而治疗师则得出这个病人没救了的结论，以维持自己“治疗师”的自恋和避免内心深处的身份危机。在这里，“治疗师”与“病人”就像两条不同空间的直线，除了在同一个房间打了次照面，其实并未产生任何的关联。

   心理治疗师是比昂所说的容器，得去容纳病人支离破碎的、包括攻击性在内的各种情感体验，然而这个容器不能是一口天然就无边无际深不见底的大锅，任所有的内容物进来都还有大块的空间，若有，那也只能是神一般的存在。然而病人并不真想让神成为自己的心理治疗师，他们需要一个有血有肉能哭会笑的人，那么这个容器就必须不能是钢铁一般的硬质材料，而是要有能和内容物一起发生改变进行匹配的弹性和可塑性。在临床实践中，我的体会是，在治疗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治疗师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变化。从来不变的治疗师要么只是把病人当作满足自己自恋的工具，要么就是害怕在治疗中卷入真正的情感。在给一个15岁的姑娘做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我很有把握地认为找到了问题的本质原因，然后就很“自然”地对她的与此有关的如“胆怯”、“愤怒”等情绪进行共情，然而在她毫不留情地对我说这一切都只是她所厌恶的鸡汤并开始对治疗产生极端失望的时候，我只得慢下来，看看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开始认真地去听她给我放的黑金属音乐、想象她给我讲的带有虐待题材的动画细节、了解她所感兴趣的日本流行的电音文化，然后我发现，她令我发生了变化，变得能够体会那些我的青少年没有经历过的属于这个时代特有的彷徨与哀伤，而与此同时，她认可了我在她世界的存在。

   老师们让我成了心理治疗技术的吸纳者，个人体验师让我知道和敢于成为我自己，而病人则使我成为了治疗师。

   这就好比父亲的名分只能是儿子给予的一样。在儿子降临人间的这短短几个月间，我不得不经历埃里克森关于这个阶段的“生育对自我关注的冲突”过程。小家伙需要从这个世界得到一切而又对这个世界无所知又无所畏，在面对他时我无法跟他进行语言沟通；我也无法成为他最愿意亲近的那一个，前一秒他还冲着我咯咯地笑个不停，但只要他困了或是饿了，就会丝毫不顾及我的面子大哭着召唤他妈的怀抱；然而在我顶着冬夜的寒气起来给他冲奶，愈发娴熟地替他换尿不湿，当他看见下班回家的我就会笑出声的时候，我终于知道，我的身份连同我的生活，都因这个小家伙发生了改变。拒绝从完全的自我关注中走出来承担父亲的责任之人，必定会以某种方式被父子关系拒绝，就像一些离了婚又不愿给孩子抚养费的父亲，虽然名义上他仍然是一个“父亲”，但却被与他有血缘关系的那个生命拒绝在亲密关系之外。

   回到心理治疗中，当治疗师并不愿意同病人一起成长，而坚持固守于自己的预期企图植入一个极其“健康”、“有益”、“富有意义”的观念，心理治疗就不可能行使α功能帮助病人处理那些他们无法忍受的β元素，而治疗关系之间的联结也只有-K而已。

   坐在治疗室的沙发上我时常会想，这个房间是否真的需要我，我在桌上摆了一瓶太阳花，墙上挂了一幅秋天丰收铺满金黄的油画，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病人因为我而坐在窗户对面的沙发上，这个房间似乎因为我才成为了一个治疗室，然而也许多年以后我不会再坐在这个房间里，但这个房间仍然存在。用拉康的理论来说，我只是这个房间的一个偶然的他者，这个房间与我之间并不存在拉康理论里的对象小a，而小a却存在于病人与治疗师之间，治疗元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进入病人的符号系统，取决于作为他者的治疗师是否能和作为主体的病人一起发展，从而并存于象征界。

   治疗师永远都掌握着主动权，但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是：做什么样的治疗师，得由病人说了算。